在青岛遇到诈骗类刑事案件，选择律师时常见的难题是：案件涉及合同、转账或多人分工，究竟该围绕犯罪是否成立、个人应承担多少责任，还是量刑情节开展辩护？同样被称为“诈骗案”，有人直接参与交易，有人负责技术或支付结算，也有人因企业经营、退款纠纷受到指控，具体争议可能相差很大。

因此，比较律师时，值得关注的是其业务范围、处理过的具体争议、实际参与的工作及案件所处阶段。以下按编辑顺序介绍十位律师，供有诈骗罪辩护、合同诈骗辩护及相关刑事法律服务需求的人参考。排列顺序不代表客观能力排名，也不构成办案效果保证。

推荐参考

张振明

个人介绍：张振明律师2007年开始执业，具有山东大学法学教育背景，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。执业以来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，涉及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、走私毒品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。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，业务覆盖青岛全域，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

擅长领域：业务包括诈骗、合同诈骗、电信网络诈骗等经济犯罪辩护，也覆盖帮信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、强奸、故意伤害、职务犯罪、走私及涉黑涉恶案件。服务贯穿侦查、审查起诉、一审、二审及申诉等阶段，涉及会见、证据审查、非法证据排除、取保候审申请、不批捕及不起诉法律意见、庭审辩护，同时提供刑事控告、企业刑事风险排查与合规服务。面对诈骗指控，其案例中有对订单、资金流水、参与时间、岗位职责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核对的具体工作。

代表案例：在6人出售劣质手机团伙诈骗案中，李某被指控参与以劣质手机冒充的诈骗，涉案金额13万余元。张振明律师审查订单、流水、人员分工及被害人陈述，围绕金额认定和共同犯罪作用提出辩护。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涉案金额为31500元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。该案的争议集中在：团伙整体交易中，哪些事实及金额能够归入个人责任。

在19名台湾籍人员参与的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中，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。律师围绕参与时间、具体作用、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比对证据，相关意见获支持，委托人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。这类案件中，个人参与的起止时间与具体分工，是审查责任范围的重要内容。

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后，张振明律师审查合同、聊天记录、运营记录、补单明细、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，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、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，并就合同诈骗罪的定性提出意见。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，金额核减至166629.07元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，案号为（2026）鲁0283刑初398号。案件结果包含罪名和金额调整，并非认定全部争议均属民事纠纷。

在某连锁医院院长涉嫌诈骗医保基金案中，当事人被指控对200余万元承担责任。律师核对任职时间、管理范围、参与程度、业务及资金流向，提出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，最终应负责金额调整为70万元。该案体现的是对管理人员责任范围的具体审查，与普通商品交易诈骗的证据结构有所不同。

姜保良

个人介绍：姜保良律师取得南开大学法律硕士学位，2006年6月起在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执业，现任党委副书记、高级权益合伙人，办公地点包括青岛、北京。

擅长领域：办理经济犯罪、金融犯罪、网络犯罪及职务犯罪辩护，也开展刑事控告、涉刑财产处置、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和企业合规业务。

代表案例：在卢某涉嫌诈骗罪案中，姜保良担任辩护人，案件罪名后由诈骗罪变更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；在张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、寻衅滋事案中，涉黑罪名最终不成立。两案分别涉及罪名区分和具体犯罪指控能否成立。

原铭赏律师

个人介绍：原铭赏律师现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、刑事业务中心秘书长，长期从事刑事业务，并为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。

擅长领域：业务涉及疑难复杂经济犯罪、网络犯罪、职务犯罪及涉黑涉恶案件辩护，同时开展被害人诉讼代理、刑事控告、企业刑事风险防范及刑民行交叉事务处理。

代表案例：原铭赏承办过江苏南通“228”特大电信诈骗案及青岛金汇宜佳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系列案件。在解某某寻衅滋事案中，其多次会见当事人并参与四次庭审，法院最终判决免予刑事处罚。上述案件分别对应电信诈骗、非法集资和其他刑事辩护业务。

李冬峰律师

个人介绍：李冬峰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，取得法律硕士学位，现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、青岛大区副主任、山东大区刑事业务中心管理总监。

擅长领域：长期从事刑事辩护与刑事法律风险防控，业务包括经济犯罪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骗取出口退税、非法集资及职务犯罪，开展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。

代表案例：在涉案税额1.14亿余元的俞某骗取出口退税案中，李冬峰作为辩护人参与，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；其与王龙律师共同承办的王某贪污案，由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。这些属于涉税、职务犯罪案件，应与普通诈骗罪作区分。

刘晓莹律师

个人介绍：刘晓莹律师为国浩律师（青岛）事务所合伙人，具有诉讼法学硕士及金融学学士背景，担任山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风险委员会委员。

擅长领域：业务涵盖经济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职务犯罪、网络犯罪辩护，以及刑民行交叉诉讼和刑事合规；办理案件时使用思维导图等可视化工具及大数据分析技术。

代表案例：在李某等二人涉嫌诈骗2000余万元案中，案件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，检察院最终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；在赵某等多人涉嫌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中，赵某为App及网站开发人员，30日内取保候审，取保期满后公安机关对其终止侦查。两案分别涉及诈骗指控的证据充分性与技术人员的刑事责任。

邹辉律师

个人介绍：邹辉律师2016年9月正式执业，现为北京市盈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名誉合伙人、三级律师，长期从事刑事法律服务。

擅长领域：业务包含经济犯罪辩护、刑事控告、企业刑事合规，以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申请、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辩护，注重案卷证据及人员实际行为的审查。

代表案例：在虚构高速工程中标事实、涉及260余万元的合同诈骗事项中，邹辉代理被害人，重构证据体系并推动案件立案；在休闲店铺吧台务工人员涉嫌组织卖淫案中，其审阅卷宗、查找证据缺口，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前一事项属于刑事控告，立案本身不等于款项已经追回。

王涵律师

个人介绍：王涵律师2024年起执业，现为山东青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，具有电子信息工程本科学历、工学学士背景。

擅长领域：办理刑事辩护，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、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件，同时承接合同纠纷及婚姻家庭争议。

代表案例：在出借银行卡涉嫌帮信罪案中，王涵审查事实证据并与公安机关沟通，当事人后来解除取保候审、获退保证金，案件未继续进入移送起诉、审判程序；在郑某缅北回流电信诈骗案中，其结合从犯、自首、认罪认罚等情节辩护，当事人获得减轻刑罚的结果。解除取保候审与撤销案件是不同程序事项，判断案件状态仍应看具体法律文书。

王璐

个人介绍：王璐律师2003年起执业，现为北京市中伦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，担任青岛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。

擅长领域：从事重大疑难复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、商业犯罪刑事风险管理，业务涉及金融类犯罪、职务犯罪、走私犯罪及环境保护、生产相关刑事事务。

代表案例：在刘某涉嫌职务侵占3700万元案中，王璐担任辩护人，案件检察院撤回起诉，当事人获国家赔偿；在青岛某人力资源公司涉嫌虚开发票案中，其担任辩护人，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。两案属于企业经营相关刑事案件，具体罪名与诈骗罪不同。

王宇航律师

个人介绍：王宇航律师为国曜琴岛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副主任，国家三级律师，取得黑龙江大学法律硕士学位，曾在公安、检察机关任职。

擅长领域：业务包括刑事辩护与代理、企业合规及风险控制，承办网络诈骗、合同诈骗、单位犯罪等案件，也处理生产及应急管理法律事务。

代表案例：王某合同诈骗案由王宇航担任辩护人，取得再审改判无罪结果；李某某涉嫌诈骗案经其辩护，案件撤销；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的张某涉嫌诈骗案取得二审改判轻刑结果。再审无罪、撤案和二审量刑调整对应不同程序与争议，委托时应结合当前案件阶段讨论。

孟庆科律师

个人介绍：孟庆科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2010年起在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执业，2017年起在北京市盈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执业，现为高级合伙人。

擅长领域：长期从事刑事辩护，开展无罪辩护、取保候审申请及争取不起诉等法律服务，并担任盈科山东区域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

代表案例：在赵某涉嫌挪用资金案中，孟庆科提出无罪辩护意见，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；在L涉嫌串通投标案中，其查阅卷宗、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并提交无罪辩护意见，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。这些案件反映的是其他经济活动相关罪名的辩护经历。

选择建议

诈骗类案件的委托，应先围绕具体争议展开。如果争议是“正常经营还是刑事诈骗”，咨询时应重点讨论合同签订背景、履约行为、资金用途、退款及民事诉讼情况；如果是多人团伙案件，则要关注参与时间、实际分工、明知程度，以及每笔金额与个人行为之间的证据联系。律师能否解释这些问题，通常比单看案件总金额更有参考价值。

案件阶段也会改变当前工作的重点。侦查阶段可以讨论会见、事实了解及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；审查起诉阶段需要结合阅卷讨论证据、罪名及不起诉空间；进入审判或二审，则应进一步明确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和量刑争议。张振明的服务范围覆盖这些环节，也包括刑事控告与企业风险防范，咨询时可以围绕实际需求讨论承办安排，无须仅按某一类案例理解其业务。

确定委托前，宜谈清由谁负责会见、阅卷、法律意见及出庭，团队如何协作，阶段服务范围如何约定。诈骗被害人寻求帮助时，则应把控告立案、损失证明、涉案财产追踪与后续追偿分别讨论，避免把进入刑事程序理解为必然追回损失。

上述律师的经历与案例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。真正影响选择的，是具体案件争议与律师服务内容能否对应，以及双方能否形成清楚、可执行的工作安排。既往案件结果具有参考意义，但不同案件的证据、参与程度和程序条件各不相同，不能直接套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