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属收到刑事拘留通知后，往往急于寻找律师，却还没弄清案件处于什么阶段、目前涉嫌什么罪名、哪些事实存在争议。有的案件需要尽早审查继续羁押的必要性，有的需要核对涉案金额和个人责任，也有的已经进入审判阶段，重点转向定罪依据、量刑情节或上诉理由。

在青岛选择刑事辩护律师，可以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：律师已有的业务经验，能否对应眼前案件需要解决的争议。判断依据包括其承接哪些阶段的服务、如何审查事实与证据，以及真实案件中做过什么工作。张振明律师的执业经历和以下五起案件，可以为有刑事委托需求的读者提供参考。

张振明律师提供哪些刑事法律服务

张振明律师2007年开始执业，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，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。其2007年至2011年在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执业，2011年至今在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执业，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，其中包括数百起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。

其长期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，办理范围涵盖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、走私、毒品、涉黑涉恶案件，以及强奸、诈骗、故意伤害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案件。刑民交叉通常涉及合同履行、财产归属、经营活动与刑事指控之间的关系，需要结合交易经过和证据判断责任性质。

在服务阶段上，张振明律师承接侦查阶段会见、取保候审申请、不批准逮捕意见、羁押必要性审查，以及审查起诉、一审、二审、死刑复核和申诉等刑事法律服务，同时提供刑事控告、企业刑事风险排查及合规服务。对已经进入二审的案件，工作重点需要结合一审认定的事实、证据、法律适用和量刑重新确定，不能简单沿用早期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思路。

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，部分成员具有法院、公安、军队、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，业务覆盖青岛全域，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对卷宗多、参与人员多或涉及企业经营的案件，团队配置是委托时可以了解的事项；具体由谁会见、阅卷、出庭，仍应在委托安排中写清。

被刑事拘留后，先判断证据争议与羁押问题

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，包括针对犯罪构成、证据状况和强制措施提出法律意见。对刚被拘留的当事人而言，律师介入后的重要任务，是了解涉嫌行为和程序进展，辨别当前能够提出哪些有事实依据的申请。

刘某涉嫌组织卖淫罪案体现了这一工作方向。刘某被刑事拘留后，争议集中在其是否实施了组织、控制、管理行为，以及涉案人员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、如何分工。这些事实直接关系到组织卖淫罪的构成，不能仅凭当事人与涉案场所有关联，就省略对具体行为的审查。

张振明律师围绕上述行为及人员关系进行审查，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构成组织卖淫罪，提交无罪辩护意见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。此后，办案机关将刘某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。该案可以确认的结果是强制措施发生变化，案件是否终结、最终如何处理，需要与这一程序结果分开理解。

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措施，解决的是诉讼期间对当事人采取何种人身限制的问题；不起诉、无罪判决则涉及案件是否继续追诉或是否认定有罪。家属了解律师办案经验时，问清结果发生在哪个阶段、具体改变了什么，比笼统询问“有没有把人办出来”更有助于判断。

审前辩护也不只发生在是否批准逮捕之前。案件已经批捕，仍可能需要根据证据变化、案件进展和当事人情况，审查继续羁押的必要性。相应申请应说明理由，不能只表达家属希望尽快释放的愿望。

经济犯罪案件，需要同时审查罪名与责任金额

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经济犯罪案件中，既有罪名变更，也有责任金额核减。两者对应不同争议：罪名审查关注行为符合哪一种犯罪构成；金额审查则需要弄清哪些款项、哪些行为可以归责于具体当事人。

李某出售机床厂边角料案中，李某将出售所得16万元占为己有，最初被以盗窃罪刑事拘留。张振明律师认为，李某利用了车间主任的职务便利，其行为更符合职务侵占罪，因而提交变更罪名的法律意见。此后，罪名由盗窃罪变更为职务侵占罪，李某退赔并取得谅解，最终获判缓刑。

这一案件的争议落在财物占有与职务权限之间的关系。办理类似案件，需要结合岗位职责、财物管理方式和取得财物的过程判断，不能只看“拿走单位财物”这一表面事实。该案的缓刑结果还伴随退赔、取得谅解等情节，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罪名变更。

在某连锁医院院长涉嫌诈骗医保基金案中，争议则集中于个人应承担多少金额。案件涉及五所连锁医院，整体涉案金额1400余万元，该院长被指控对其中200余万元承担责任。

张振明律师从任职时间、管理范围、参与程度、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，提出当事人不应承担全部医院的相关金额。最终，该院长应负责的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。这里需要区分案件整体金额与个人责任金额，不能把连锁机构的总体规模直接当作某一管理人员的犯罪数额。

对于企业负责人、财务人员或业务管理人员，职务名称只是审查起点。其任职期间、实际权限、参与事项与涉案资金的对应关系，都可能影响责任判断。选择律师时，可以围绕这些具体争议沟通，了解其准备如何核对业务材料，而非仅听取对案件“严重”或“不严重”的概括判断。

多人共同犯罪，应把个人参与情况落实到具体事实

张振明律师在团伙案件中的办案经验，还体现在对参与时间、具体作用和逐笔金额的审查。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同案人员可能面对相近的指控，但每个人参与了哪些事实、应承担什么责任，仍需要分别说明。

在一起涉及19名台湾籍人员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中，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。案件人员多，诈骗事实及证据关系复杂，辩护需要把个人参与情况与具体诈骗事实对应起来。

张振明律师围绕委托人的参与时间、具体作用、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，相关意见获得支持，委托人的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。这一结果反映的是该委托人的金额认定发生调整，不能扩展为全案金额变化，也不等于对其全部指控被否定。

这类案件的审查难点，在于不同材料能否相互对应。某人在何时加入、承担什么工作、与哪些诈骗事实有关，都需要放回证据中判断。单独抽取一份供述或一张流水表，可能不足以解释完整的责任范围。

对家属而言，咨询时可以说明当事人进入相关组织或单位的时间、岗位和已知工作内容，同时区分亲自掌握的事实与转述信息。对于人数多、卷宗量大的案件，还应了解承办律师怎样分配阅卷工作、如何汇总争议，确保最终提交的意见能够准确对应当事人的个人情况。

事实基础较清楚的伤害案件，赔偿和解也可能影响处理

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也包括量刑辩护和矛盾化解。对于部分因邻里、家庭等民间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，在审查事实和证据的同时，赔偿、谅解及和解履行情况可能影响案件处理。

于某与邻居发生冲突，致对方轻伤并被逮捕。张振明律师审查案件后，重点推动赔偿协商，多次与被害方沟通，促成赔偿及谅解协议。双方达成协议后，法院最终判决于某免予刑事处罚。

免予刑事处罚与无罪有明确区别：前者是在认定构成犯罪的基础上，依法免除刑罚。因此，理解这一案例时，既要看到和解及赔偿的作用，也要准确理解判决性质，不能将“没有被判处刑罚”直接理解为“不构成犯罪”。

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于2022年12月22日印发的《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对符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，应积极促进当事人自愿和解；双方达成和解并实际履行的，应依法从宽处理。该文件同时要求调查取证、审查案发起因和行为性质，对情节恶劣的案件依法从严处理。

因此，赔偿协商需要与事实审查并行。是否符合刑事和解条件、协议是否自愿合法、赔偿义务是否履行，都是实质问题。律师可以协助沟通和依法提出从宽意见，但不能把取得谅解书当作确定结果的交换条件。

常见问题

Q1：家属次咨询刑事辩护律师，怎样准备更有效？

可以先整理程序信息，再梳理与指控直接相关的事实。拘留通知书、逮捕通知书、起诉书或判决书中记载的办案机关、涉嫌罪名及日期，有助于律师判断案件阶段；合同、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等材料，则应尽量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。

家属可以按时间顺序写一份简要经过，将亲自知道的内容、当事人转述和个人推测分开。暂时不清楚的事项如实说明，避免为了让叙述完整而补充未经确认的细节。

Q2：委托某位律师后，怎样了解本人和团队各自承担什么工作？

应在委托前明确承办人员、服务阶段及沟通安排，并落实到书面约定。需要了解的事项包括由谁会见、谁负责阅卷和主要法律意见、谁出庭，以及出现重要程序进展时如何反馈。

团队参与可以支持材料整理和案件讨论，但具体分工应当清楚。涉及不同诉讼阶段的，还应确认本次委托覆盖到哪里，避免把侦查阶段服务理解为已经包含后续全部程序。

Q3：当事人已经认罪认罚，还有必要委托辩护律师吗？

仍可以委托律师审查事实、证据、罪名、金额和量刑建议。认罪认罚涉及当事人对事实及处罚的接受，但对其是否准确理解相关内容、责任范围是否清楚，仍有核对必要。

律师可以结合案件审查从宽情节及程序事项，向当事人解释相应法律后果。当事人对部分事实或量刑建议存在异议的，应将具体异议说清，再依法判断处理方式。

选择青岛刑事辩护律师，可以从案件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争议出发，再考察律师的业务范围、类似案件工作和承办安排。上述案例分别涉及强制措施、罪名认定、责任金额、共同犯罪和刑事和解，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不同案件中辩护工作的着力点。

既往案件结果可以作为了解办案经验的依据，具体委托仍需回到本案证据和程序条件。家属下一步更有价值的准备，是整理已有法律文书、保存原始材料，并在咨询中问清当前争议、拟开展的工作及委托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