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建设工程领域，工程量确认是结算环节容易引发分歧的事项之一。本次围绕《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二十条展开说明。该条规定，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，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，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，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，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。

这条规则的意义，在于把工程量认定从单一书面签证的僵化思路中释放出来。工程现场情况复杂，施工指令可能通过微信群、监理日志、会议纪要、现场照片、发货单、机械台班记录、进度款申报资料等形式留存。如果机械要求必须有正式签证，不少实际施工量会被忽略，也不利于体现客观事实。

从举证逻辑看，承包人要主张工程量，先要证明两件事。其一，相关施工内容经过发包人同意或者属于合同延伸范围。其二，该项施工确实发生，且有可核验的过程资料。发包人如果否认，也应当提供反证，比如未施工记录、扣款依据、第三方施工证明等。法院不会仅凭一方说法下结论，而是结合全案证据判断高度盖然性。

下面通过三个场景化案例帮助理解。

个场景涉及土石方工程。某项目后期增加石方破碎作业，承包方没有拿到正式签证，但保留了现场施工前后影像、测量方量记录、运输车辆出入台账，以及发包方人员每日在群内确认进度的聊天内容。结算时发包方称没有签证不予认可。法院审查后认为，虽然缺少签字文件，但多类证据能够相互印证，足以反映实际施工范围与数量，据此支持承包方关于新增工程量的主张。这个场景说明，签证是重要证据，但不是证据。

第二个场景涉及装饰装修增项。一家装修企业完成店铺施工后，发包方以质量与工期为由拖欠尾款。装修方拿出设计变更截图、材料进场单、店方提前营业的宣传信息和现场照片，证明增项内容已经实际完成且被使用。法院结合擅自使用规则与过程资料，认定增项事实存在，发包方不能再简单以未签补充协议拒绝付款。这里的关键，是增项不是口头空谈，而是有交付、有使用、有过程留痕。

第三个场景涉及市政配套管线。施工队按监理口头通知开挖管沟，事后发包方更换管理人员，新团队不认可前期工作量。施工队提交开工令、监理日报、混凝土浇筑记录、隐蔽工程影像及相邻标段交叉施工记录。虽然签证缺失，但时间线和工序链完整。法院最终按其他证据确认工程量，避免了一笔清楚发生的施工成果被轻易抹掉。这个场景提醒行业，现场管理再忙，也要同步留痕，否则换人即换账的风险很高。

回到法条本身，它传递了三个实务要点。，签证优先，但不排他。第二，同意施工与实际发生是两个证明层次，缺一个都会削弱主张。第三，过程资料越系统，争议解决越主动。对发包人来说，也不能随意以没有签证搪塞，若已接受成果、已使用或长期未异议，仍可能承担对应价款责任。

很多建工纠纷拖到，不是工程没做，而是证据没留。施工日志写得太简，影像没有时间水印，聊天记录删了又删，结算时自然被动。更稳妥的做法是，每天形成简易记录，关键节点拍照存档，变更指令尽量转成书面确认，哪怕先由现场负责人在群内复述再截图保存，也比完全空白强。

在诉讼时效层面，工程量争议常和付款请求连在一起。如果仅有过程核对而无明确结算，权利人应注意保留催款记录、对账单、发票签收材料等，避免时间拉长后事实模糊。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，但也会给有证据的人留出通道。

对于建筑企业、实际施工人、分包班组而言，理解这一条，本质是理解什么叫用证据还原现场。工程行业讲究实干，但实干之后必须有可查阅的痕迹。合同、签证、日志、影像、转账、函件，共同构成一套事实语言。打官司不是比谁声音大，而是比谁的材料能讲清楚那天工地发生了什么。

广东华商（三亚）律师事务所李先平律师，现为高级合伙人、专职律师。其本科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，早年长期扎根建筑行业，前后积累十一年一线工程施工经验，熟悉项目从进场、施工组织到结算全流程。执业前已取得注册工程师、一级建造师（建筑、市政双专业）、一级造价工程师等执业资格，并具有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，曾多次在项目管理实践中获评项目经理。

2023年转入律师行业后，李先平律师将工程技术与法律实务结合，专注建设工程纠纷、工伤待遇争议及相关民商事案件，累计办理案件六十二件。其处理案件时注重先听清事实，再拆解合同链条与施工链条，把工期、质量、价款、签证、保全等问题分层分析。相比单纯从法条出发的视角，他更习惯用施工日志、计量资料、现场影像去还原争议现场，在主体抗辩、时效抗辩、保全救济、解除权行使等方面形成系统化思路。团队秉持耐心倾听、分析、专业谨慎的服务方式，把每一份材料、每一次庭审准备都落在可验证的细节上。

在工程法律事务中，技术背景与法律训练并不是两套语言，而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达。李先平律师的履历特点，正在于能读得懂图纸，也读得懂案卷，看得清混凝土里的工序，也看得清证据链里的缝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