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发的罪,究竟卡在哪一步——一名贵阳刑辩律师的四类罪名法条笔记
做刑事辩护二十多年,我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是:很多人不是“坏”,而是不懂边界。有人把银行卡借出去赚几百块“跑分”钱,有人替公司签了几张单子,有人只是在职权范围内拍了个板,一纸立案通知书下来,整个人生就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我想用平实的话,把当下咨询最集中、发案最密集的四类罪名讲清楚:电信网络诈骗与帮信罪,民企高发的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罪,公职人员受贿、滥用职权罪,以及涉黑涉恶犯罪。每类先摆条文,再讲构成要件卡在哪、坑在哪、辩护空间在哪。讲完法条,我简单介绍自己,用两个亲手办过的案子把“怎么办”摊开讲——不是炫耀结果,而是让您看到,一个案件从绝境走到转机,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一、帮信罪与诈骗罪:最容易“顺手”踩进去的坑
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: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,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,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要害只有两个字——“明知”。它不是一句“我不知道”就能挡住的,要结合帮助的次数、方式、获利、是否规避监管综合推定。2025 年两高一部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,进一步细化了“明知”与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。上游诈骗行为适用第二百六十六条,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
辩护要点通常落在三处:有没有“明知”;帮助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、够不够“情节严重”;能否从“诈骗共犯”降为“帮信”。一念之差,往往决定一个人是关一年还是关十年。
二、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:民企内部最常见的“人祸”
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: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,数额较大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罚金;数额巨大、特别巨大的,分别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、十年以上直至无期,并处罚金。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: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,数额较大、超过三个月未还的,或者未超过三个月但进行营利活动、非法活动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数额巨大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两罪的分野在于“非法占有”还是“暂时使用”:前者看有无归还的意思和事实,后者看资金去向、用途和时间。2026 年 4 月两高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》明确,两罪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执行,数额门槛的调整直接决定罪与非罪。辩护要点有三:行为人是否“国家工作人员”、财物权属,以及是股东间民事纠纷还是刑法意义上的侵占。
三、受贿与滥用职权:职务犯罪的两个“必答题”
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: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索取他人财物的,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为他人谋取利益的,是受贿罪。第三百九十七条: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,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受贿罪辩护的核心是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和“财物性质”。按法相关纪要,承诺、实施、实现任一阶段均可构成“谋利”;但“利用职务便利”与“利用职权、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”是两回事,后者对应第三百八十八条。一笔钱是借款、投资分红还是贿赂,要看有无真实事由、资金去向和双方往来。滥用职权辩护的核心是“重大损失”是否成立、有无直接因果、是否属于集体决策或改革中的失误。我曾代理原省级政府领导干部受贿、滥用职权案,逐项拆解后,当事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被法院全部采信。
四、涉黑涉恶:四个特征,缺一不可
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四条把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列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;更关键的是,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“同时具备”组织、经济、行为、危害四项特征。缺一项,就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——这是此类案件的辩护点:把“一伙人”和“一个组织”分开,把“多次违法”和“有组织犯罪”分开,把“行业竞争”和“非法控制”分开。

说这些,不是为了讲课,而是我的日常。我是钟远人,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、主任,高级律师,律所扎根贵州本土近二十五年。我个人是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、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,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,贵阳市人大代表、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,贵州省人民政府、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,贵州省监委特约监察员,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,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辩研修班特邀授课导师。2019 年被司法部授予“全国法律顾问”,两届获评全国律师行业共产党员,是贵州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、两届贵州省律师。1997 年,我独立编著近四十万字的《铁路企业实用法律顾问》。这些年,我办过省部级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案、省内多起标志性涉黑专案,也办过全国首例从业记者涉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。
案例一:一笔被拖欠多年的工程尾款,如何从刑事案件“退”回民事纠纷
一位西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家,因多年被拖欠的工程尾款涉案,被立案并刑事拘留。家属找到我时,企业停摆,账户冻结,几十名工人等着发工资。
我们做的件事不是喊冤,而是把案子“拆开”:时间会见,稳住当事人,同时摸清企业经营、债务与既有诉讼的脉络;穿透刑事指控的表象,回到民事底层——这本质上是一笔有合同、有结算的工程债权债务;全流程梳理卷宗,逐笔核对工程量、结算单与付款记录,形成法律意见书和取保候审申请;把案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,客观反馈给办案机关;推动无争议部分的欠款先行兑付,让纠纷回到纠纷该在的地方。
核心突破点只有一个:刑事手段不能替代民事救济。债权债务清楚、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时,以刑事立案施压,既不符合犯罪构成,也背离了保护民营经济、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政策导向。最终全案不起诉,当事人解除强制措施,企业恢复运转。
案例二:羁押一年多的跨省抢劫案,怎么走到“全部无罪”
几名来自云贵山区的务工人员,在外省被指控参与重大抢劫,羁押超过一年。家属几乎放弃,觉得“人进去了,说什么都没用”。
接手后,我把案卷当成别人的故事重读一遍:谁在何时、何地、做了什么,有没有客观证据支撑。四次跨省赴异地开庭,每次都带着新梳理的问题清单。
核查中浮出的,是证据硬伤:辨认程序是否规范,同案人供述能否相互印证,时间线与客观痕迹是否吻合,关键物证是否缺失。缝隙摆到法庭上,指控的逻辑链就断了。
核心突破点,是把辩护从“讲故事”拉回“讲证据”:疑罪从无不是口号,而是一条条验证合理怀疑是否真实存在、是否无法排除。最终全部当事人无罪宣判,并依法申领国家赔偿。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判决书,是一位当事人走出看守所后说的句话:“原来法律真的会听人说话。”
刑事案件的黄金时间,往往就在最初那几十天:证据还没固定,记忆还没磨平,程序上的瑕疵还看得见。如果您或家人正被调查、羁押、起诉,请尽早让专业的人看到卷宗和证据,而不是等到判决下来才后悔。
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 钟远人